梁启超儿子们(梁启超儿子梁思成)

就结果而言,梁启超家堪称现代家庭教育的传奇:梁启超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他不仅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而且成为**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和学术**。况且他把孩子教得很好,“一个学校三个院士,九个儿子都有才华”更是一段佳话。1948年**首次建立院士制度时,梁的两个儿子和司咏同时当选。他们分别于1987年和1993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和**科学院院士。甚至他的弟弟梁启勋、梁启雄和侄子梁廷灿也在他们的教导和指导下成为颇有成就的专家学者。

梁启超

要了解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谈家庭教育》或许能提供更全面的材料。收集了130多篇有关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文章,由给孩子的信、生活经历、家族史和亲属、家训和教育手稿等组成。文件选自《梁启超家书》 《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 1030101 《饮冰室合集》等。编者还对所选文献进行了整理和评论,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梁启超对家庭教育的投入。

103010梁启超、彭树新评上海古籍出版社

达到完全的美,自然比完成自己的追求更难。家庭是人类最后的堡垒,但也是世界上最难处理的关系。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邓的对话中,同济大学表示,家庭教育有三种策略:最好的策略是注重学习知识和技能,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最常见的方式;中策是以身作则,即古人说身教重于言教,父母要为孩子树立榜样,重在德育;上策是提高家庭的天花板。不如开一个天窗,带领孩子走向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有意识地采用了最好的方法。所谓“九子皆才”的根源在于精神层面,这也有助于后世成为知识技能方面的专门人才。

热情的父亲

即使忽略梁启超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从他寄给孩子的“超级大数量的书信”中,我们首先能感受到的是他对孩子毫不掩饰的关怀和爱护。

他给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孩子写了400多封信。写信的频率往往是上一封信刚发出,他就开始写下一封。在信中,他除了求助之外,还煞费苦心地和孩子谈论自己的近况,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就像密友之间推心置腹的关系,甚至还不时夹杂着诙谐的段子。

在所有的书信中,梁启超给长女梁的书信最多。他喜欢叫她“小宝贝”和“大宝贝”。他给二女儿写的信最多,给“小宝贝”的信有3354封。相比之下,他的儿子梁思成和梁思永则被戏谑地称为“不怎么珍贵”,让人忍俊不禁。

给梁启超长女司舜的信

1912年,梁启超结束**日本后,请女儿梁继续留日,她回国参与国事。无聊的时候,他经常给司舜写信,说“如果我爱我的女儿,会让我忘记其他的事情”“我要把写你的书作为我唯一的乐趣”,直接表达了他对她的向往,充满了拳拳和父爱。当我听说司舜工作太努力以至于不能尽快完成学业时,他很快写了一封信,警告他永远不要匆忙生病,并把他的女儿称为他的生命之根。

梁启超有时在信中与司舜开玩笑。有一次他抱怨说:“钟忠和壮壮天天兴风作浪,要我带他们逛北戴河。我不能被他们打败,但是我已经答应了。你们这些孩子真的很难相处。越长大越团结打老子的主意。你一个老姐关心她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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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启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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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长女,梁思顺的身份是多重的,除了父女关系,她与梁启超更互为精神上的知己。梁启超对女儿的关心直接而热烈,相较之下,他对儿子的关爱则更为深沉。1923年,梁思成因车祸住院,梁启超郑重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利用这段时间,在医院好好诵读经典之书,于忧患中成长。1928年,梁启超曾写信给思成,为其筹划留学回国后的职业,没想到思成回信竟不提及此事,对老父的操心不回应。由于思成已成年,不好直接去信批评,梁启超又写信给思顺,让身为长姊的思顺“责备、教导他一下”,还颇有几分失落地分析说,“根本就是(思成)来信太少”。

梁启超晚年因病住院,依然忍不住要写信给远在国外的孩子们:“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养得娇,三个礼拜不接到我的信就噘嘴了,想外面留学生两三个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我进医院有三个礼拜了,再不写信,你们又不知道怎么抱怨了……”他的孩子们愿意亲近父亲,是因为梁启超首先对他们给予了关注和爱。与一部分**传统的、内敛的“严父”形象相反,梁启超思想现代,情感热烈,擅长表达且毫不含蓄。虽然分隔各地,直接而频繁的情感交流使聚少离多的一家人紧密地凝聚在了一起。

一切皆以修身为本

作为**近代百科全书的学者,梁启超在教育子女时对知识性学问的重视是十分自然的,他让思顺留在日本求学,不但专门为其请了几位家庭教师,学习内容遍涉西方社会学科的主要门类——其目的并非进行学术研究,而是立足于知其大意和了解大势。

他也注重发挥孩子们“传帮带”的作用,比如在1912年11月9日、10日写给思顺的信中,就特别交代了思顺要监督思成的学业,如有进步,则奖励仿宋本《四书》一部。梁启超常常寻购旧书、字画,一方面自己读赏,一方面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和奖励,这也是一种文化和审美的引导。

如果仅做到了重视知识性学问,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学校教育的延伸”而已,从书中收录的写给子女的信件、教育文章中能够读出的是:他实际上是在借助所有叙述表达的机会,向孩子们传递自己的人生态度、理念,夯实教育的基础“修身”,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的气息。张文江教授表示,在近代的人物中间,梁启超会通“儒释道”三教而归宗于儒,其做人做事有其鲜明的特色,其实就是《易经》所说的自强不息——这也是梁氏家庭教育的根本。

比如,他对子女说:“我自己常常感觉要拿自己做青年人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对人格、道德修养的重视使他认为这些乃是“做人的基础”,只有“先打定了”,才能接下来谈做学问。梁启超一生践行了自己的修身之道,做到了如是说、如是行,修身即生活即教育。

在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四五年,1925至1929年初,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笔耕不辍、不时演讲之外,仍主持清华研究院,出任**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馆长,创办司法储才馆等。在此阶段,他将传统的修身之学与自己的经验结合,对孩子们总结出了“得做且做”主义:“你们别要以为我心境不好,我现在讲学正讲得起劲哩……我总是抱着‘有一天做一天’的主义(不是‘得过且过’,却是‘得做且做’),所以一样的活泼、愉快。”

梁启超把学术研究也当做修身的途径之一,强调学术的“薰染陶镕”之功,虽然希望子女学有所成,但极力反对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他曾经再三告诫思顺不要因为赶进度学习而过于劳累,星期天必须休息,多游戏、多运动。对待在国外留学的梁思成,梁启超也一度担心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于是致信对他说希望思成能像从前一样“活泼有春气”,他就心满意足了。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可谓一面重视知识性学问,同时又对其可能带来的生命的损耗时刻保持警惕。若引用古来先哲的话,做学问最重优游涵泳,使自得之——这是梁启超对子女在学术研究功夫上的具体指点。

▌梁启超

与如今不少父母极力为子女提供优裕的生活环境不同,梁启超最为重视培养子女的忧患意识,时刻教导孩子们要在忧患和挫折中成长,以此磨炼意志,砥砺人格。1916年,梁启超与蔡锷策划反对袁世凯的“护国运动”时,内心非常清楚有可能失败,从而使家庭陷入困顿。但他也认为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对思顺说:“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能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他还表示,即使运动成功了自己也不再做官,以免子女易成为纨绔子弟,丧失了个人志向与自立能力。在这样的言传身教和精神指引之下,梁家的孩子们都刻苦求知,极为节俭,最后倒要梁启超劝说他们“不必太苦,反变成寒酸”。

梁启超教育孩子对待学习的态度是平和的,学无止境,故而千万不要对学习产生厌倦心理,一厌倦即退步。“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梁启超也充分尊重孩子的兴趣和天分,思庄留学美国,因为孩子中学习自然科学的较少,梁启超本希望女儿能学生物学,但思庄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还是不感兴趣。听闻此消息,梁启超反而写信安慰她,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后来思庄成为了一代图书馆学家。邓秉元教授解释说,早期儒家所理解的父子关系,是一种以亲情相连接,但又有所节制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子对父的身份依附基础上,而是首先保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人格的独立,谈论生命、自由,乃至人类一切美好的词汇都没有意义。“这是我们今天重温古典的家庭伦理所首先应该注意的。这一点在梁启超身上,圆满地体现出来。”

▌梁启超赠言“无负今日”

总结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之道,若用“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来概括仍是不够的。他是一个深受儒家文化、修身之学浸润的现代学者,在其家庭教育中充分贯彻了这种精神的引领;也是一个最富于情感的父亲,和平等的灵魂永远进行着真挚的交流。(责编:曾子芊)

来源 **晚报·五色土 | 作者 黄楠

编辑:白杏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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